社会流动一词是指个体或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运动。具体来说就是：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转变的过程。它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社会流动一般包括垂直流动、水平流动、绝对流动、相对流动、自由流动、代内流动、代际流动与结构性流动八种类别。
美国社会学家P.A.索罗金1927年出版《社会流动》一书，强调对社会流动的定量研究。他侧重研究了流动的数量、方向和地区分布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社会流动率提高，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兴趣。在西方社会学界，尤其在美国，社会流动已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一般与社会分层研究结合。
教育公平是指通过政府干预，来让所有人的教育机会的分配和教育资源的共享趋于平等。因此，对于教育公平的判断一般是根据教育起点的平等（受教育机会是否能平等的分布在每个人身上）、教育过程的平等（不同文化背景和阶层的人能否平等的被对待）与教育终点的平等（每个人能否平等的追求教育水平和学业成就）三个方面做出。
公开来看，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是两个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一，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其二，是技术管制的迷思。而实际上，教育程度和向上社会流动靠自致因素并不能单独起作用，它依靠先赋因素而发生作用。其中，显规则（教育为人们获得好职位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本）与潜规则（获得高收入、高社会地位并不完全取决于所受的教育程度，即文化资本等自致因素，而先赋因素是决定的）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于教育与社会流动的理论解释，主要有“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与筛选假设理论三种理论。
“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Hypothesis，MMI）拉夫特里（Raf tery） 和霍特（ Hout ）认为，教育扩展只有满足了社会中上阶层子弟的需求后，才会向更低阶层开放。“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MI）卢卡斯（Lucas）在MMI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MMI理论没有考虑教育内部存在的差异问题，并不能阐述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教育机会之间的深层关系。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简称筛选理论，又叫做文凭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通常有证书主义、文凭论、滤器说、排队论、筛选假设等多种不同称谓。
关于中国大陆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有正方“教育精英化与社会垂直流动”（例如：从科举制到高考）与反方“教育平等化与社会流动受阻”（例如：寒门难出贵子）两种观点。
对于正方，李中清、梁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曾发表了一篇有关家庭背景与名牌高校入学机会的学术论文（《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结果发现，这两所精英大学学生来自农村的比例和来自工农家庭的比例都明显上升或维持相应比例，这说明精英大学的学生选择（可进一步引申为中国教育体制——高考制度）变得更加开放和平等化，作者称其为“无声的革命”。文章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创造并保持精英大学里相当比例的学生来自非精英家庭，这是中国教育领域内这场无声革命的最大成果。
对于反方，媒体广泛引用的并非是此文的观点或支持其观点的数据，相反，被媒体热炒的一个数字（引用自此文）——干部子女占北大学生比例近四成（39.76％），以及对此的解读——“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攀升”、“干部子女比例超过专业技术人员，更远超过工人和农民阶层”等等，并进一步推论精英学校为特权所垄断，感叹“寒门难出贵子”。
学界对此存在质疑。
第一，时间跨度与节点划分。首先，时间跨度为1952-2002年，跨越了改革开放这个重要节点，但结论却是对长时段的总结，结论回应的是建国前的水平。其次，改革前的高等教育平等笼罩着浓厚的阶级斗争氛围，是一种“阶级内的平等”，诸多地方有违真正的教育平等精神。最后，改革开放前30年，导致了“无声的革命”；改革开放最初10年，使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程度提高；21世纪左右以来，政府的政策为重新启动“无声的革命”提供了契机。
第二，分析对象的偏误。首先存在疑问：“农民子女”身份在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具有的意义是什么？。其次，不同于“工人”，农民则是一种成分混杂的说法。当时人们更多的是用阶级论的视角切分出两个概念：“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最后，改革开放前的“工农”中的“农”指代“贫下中农”，不包括“地主富农”，与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并不同义。
钱民辉教授认为，“无声的革命”作者只是选取了一段特定的历史时间进行考察，目的在于说明这一段时间的社会具有开放性、学生来源具有平民化、平等化、多样化的倾向。“无声的革命”采用的是根据学生学籍卡所做的定量分析，结论是由数据的分布得出的，并非根据现象推理。而质疑的声音却都是根据现象和推理而来，尤其是北大干部子女占学生来源近40%，而提出北大已为精英所控制，寒门再难出贵子。如果批评者和质疑者再重新将学生的学籍卡进行再次的整理和分析，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或有偏差的结论，再批评或反驳“无声的革命”，这样的做法才说得通。
中国社会是一个教育平等的社会。在1949年到21世纪初的这段时期内，中国的教育制度与高考选拔方式，有效限制和削弱了父母职业对子女教育的影响，使得更多工农子弟能够跻身到精英教育体系中，这使得新中国成立后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种教育平等化为工农子弟提供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这种特征无论是相对于中国的传统，还是西方主要国家精英教育的现状，都可以说是革命性的。
美国社会是一个教育不平等的社会。早期，托克维尔曾经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到，由于美国社会没有长子继承制，所以永远不会分化出世袭贵族。美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一片机会均等的土地上，最优秀的人总会脱颖而出。那些仅仅占据家族财富的庸人则缺乏必要的竞争力。
然而，据《时代周刊》2011年报道，美国的阶层流动性已经明显低于它曾经鄙视的旧大陆。一个新的世袭贵族阶层已然在美国形成。在《大学潜规则》（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书中，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调查记者丹尼尔·金（Daniel·Golden）为我们揭示了美国贵族赖以达成世袭的秘诀之一。其中，他们的子弟都在教育经费最丰沛、教学质量最优秀、综合评分最高的学校里。由此也促进了美国学校的教育分层。
美国是一个社会分层和教育分层都比较突出的国家，教育不平等似乎是一个都被接受的社会事实。但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扩大教育机会上的平等。从国际比较来看，美国房产税在国家教育经费来源中的比例比OECD其他国家高了两倍还多。最近数据表明，在美国的50个州中，有47个州的贫困学区学生得到的经费与富裕学区相同，甚至更多。从1990年到2012年，美国收入最少的五分之一人口（按照家庭收入计算）得到的教育经费增加了50%，越来越接近高收入学区。
Simon Ejdemyr和Kenneth Shores最新的针对全国范围的研究表明，贫困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得到的教育经费比富裕学生多出了1%～2%。尽管不同学区之间的经费差距依旧存在，但总体来说，不像一些批判者宣称的那样。给予贫困学生更多教育支出将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此外联邦政府的补助也很重要，通过向贫困学区提供的专项资金，有利于消除不平等。从这样的努力看，有人说美国的教育正在中国化（平等）。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享有着最高的权力。因此，中国的教育是人民的教育，是建立在所有人平等的基础上的教育体系。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以来，尽管政府平等的教育政策没有变，但教育却表现出了分层分化的特点，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合理，优质教育资源分布更加不均衡等问题，这就拉大了原有的教育差距。诸如，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
虽然说，教育不公平问题依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但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政府虽然不断的出台各种政策缩小教育差距和平衡资源，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和问题。从这些现象和问题上看，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正在美国化（不平等）。但这样说似乎混淆了矛盾的性质，还是应当从人们对于教育程度提高上的获得感去分析。
